2020年3月，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群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到普洱，随后继续北上到达玉溪和昆明。象群穿过森林、农田，进入村庄，甚至城市，行走了近500公里，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人们不禁要问，大象为什么要北迁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大象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北迁，近些年里，它们同时也在向西和向南迁徙，”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立告诉记者。从1999年起，张立便长期专注于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的行为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他与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云南的各个地州。 

　　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西双版纳恰似这个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在这里，不仅有24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还有亚洲象、绿孔雀等濒危物种。 

　　早在1988年，我国就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野生亚洲象等濒危物种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目前，云南野生亚洲象由1978年的150只左右增长到了300多只，种群数量增长了一倍多，”张立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解释道，在过去的40年间，我国建设了大概2,800多个自然保护区，近万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宣布成立五个国家公园，并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一方面兼顾当地社区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兼顾生物多样性与濒危物种的保护。此外，我国通过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也使得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逐步得到有效的保护。 

　　然而，人类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矛盾始终存在。“一方面，因为有效的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在增长；另一方面，因为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保护区外适宜的栖息地却在持续缩减，”张立指出，这是此次云南野生象群向外迁徙的根本原因。 

　　他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气候变化会给物种的地理分布格局带来很大影响，并迫使物种重新寻找适宜的生境。生物物种或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称为“生境”。“生境”丧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而气候变化则加剧了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同时，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破坏，例如植物受损、生态系统破坏等。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亚洲象在迁徙过程中，并不只是农田的破坏者，它们还扮演着植物种子的传播者、大自然里不可缺少的施肥者，同时也是出色的固碳者。 

　　张立解释道，大象食用植物后，植物里的碳有一部分转化成大象体内的能量用于生存；还有一大部分留存在它的排泄物里，如树杆、果壳......这些排泄物中的植物残核会变成泥碳，之后固定在土壤里。而被食用的植株又给新的植物提供了空间，促进热带雨林快速生长。从实现“碳中和”目标上讲，大象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员。 

　　什么是“碳中和”呢？张立介绍说，“碳中和”是指产生的碳排放都被抵消、中和，不再有新的碳排放增量产生。亚洲象赖以生存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恰恰具有极强的固碳作用。热带雨林碳密度很高，每年每公顷森林能固定81吨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现在各个行业都在推行碳减排、碳交易，未来可能就是依靠这种巨大的碳汇，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张立说。 

　　目前，很多村落被包含在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里内，村民们通过种植茶叶、橡胶谋生，种植面积达9500多公顷，只占保护区不到10%的面积。但是，如果这部分热带雨林消失了，该地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就不再完整。一个不完整、不健康的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会骤减，其产生的碳汇价值也会锐减。因此，做好雨林的保护工作，是实现“碳中和”的有效方式，也是让当地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这就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NBS），”张立指出，这是一种利用自然系统提供关键服务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自然界的湿地泄洪或者通过红树林减少海浪、风暴潮和海岸的侵蚀。它旨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和水安全等挑战，同时改善人类福祉。 

　　“这是目前世界上生态保护修复的前沿理念。”他补充道，它通过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发展“自然向好型”经济。为此，张立又举了一个例子。2018年，科学家首次对大熊猫作为中国濒危保护旗舰物种的保护价值做了定量评估——每年在大熊猫身上花2.55亿美元，可以换来25亿美元的丰厚回报。“对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不仅可以提升土壤与水文资源价值，也可以带来可观的旅游和文化收入，并将这份收入部分回馈于持续的保护工作中，”他说。 

　　“自然保护不是光投钱不见收益的事，它的经济价值是可衡量的。”张立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才是经济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绿色低碳的全民行动 

　　如今，实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长效推动和实施，不再只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而是逐渐转变为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张立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绿普惠碳中和促进中心主任。 

　　“如果说，森林固碳是在生产端不断探索碳减排方式，那么建立人手一册的‘碳账本’则是在消费端的碳减排尝试。”张立分享了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53%，消费端的碳减排不容忽视。 

　　张立介绍，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将“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列为“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该行动方案要求，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也由此应运而生。通过搭建云平台，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有效减排的线上连接渠道。目前，“绿普惠云的碳账本”已经在ETC出行、机动车停驶、电子签约、在线会议、光盘行动、旧物回收等众多场景下应用，合作伙伴包括腾讯、美团、货车之家、广汽等企业。 

　　地方政府也参与进来。他分享了四川省泸州市政府的“绿芽积分”项目，这也是西部首个个人绿色生活积分。泸州市的市民衣食住行游的每次减排行为，在云平台上进行量化和记录，形成个人“碳账本”，并建立绿色信用。在此基础上，泸州银行等商家或者公益机构，参与建立绿色生活激励回馈机制，通过环保公益项目以及奖品兑换，有效地推动从“环保意识”到“环保行为”的转换。企业的碳减排行为也被纳入到泸州市企业环境信用考核中。 

　　2022年3月21日是“世界森林日”，泸州市民可通过“绿芽积分”线上认领树苗，为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凤凰湖村的“绿芽低碳森林”贡献一份力量，认领成功后该树当年的减碳量均算在认领人名下。截至目前，“绿芽积分”下载人数已近7万、产生积分850余万，累计减碳量近50吨。 

　　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正进入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的新时期。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全范围系统性保护，即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我国正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新动力，”张立表示，“中国方案正在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新十年’。”